不久前，腾讯主要创始人、原首席行政官陈一丹登上中央电视台《开讲啦》栏目的录制现场，向台下深圳大学的师生们娓娓道来自己的创业故事，和对深圳精神的理解。

台下的观众不知道的是，就在录制开始前的最后一刻，陈一丹仍在一个角落，苦练即将到来的演讲。

出现在媒体、公众面前，对这位全球金额最大的教育单项奖“一丹奖”的创办人来说，并不是一件很熟悉的事。在腾讯的15年，陈一丹极少接受采访。如今，“也就是他全身心投入公益和教育，需要抛头露面的场合多了，才有了一些变化。”接近他的工作人员说。

捐资创办民办非营利性本科高校武汉学院、探索“公立非公办”改革的深圳明德实验学校、捐赠25亿港元创办“一丹奖”、成为西湖大学校董……这些年，陈一丹在教育领域动作频频。无人怀疑他在商业上的成功，但从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抽身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界，他是否还长袖善舞，是否还舞动从容？

▲ 陈一丹在DBA课堂

记者：您在深圳度过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，深圳的“开荒牛”雕塑是这个城市的象征，您怎么理解“开荒”的含义？

陈一丹：作为在其中成长起来的深圳人，我对开荒的理解，一开始非常直观。我的父辈那批人，他们来到深圳，真的是面对工地、农村、小渔村那样的地方，从那里一步步拼出来的。

后来在深圳，“开荒”的含义就更加丰富。它演变为一种进取的精神、刻苦的精神、专研的精神、革新的精神，大家为了一个目标、为了一个未来，团结一致，开动脑筋，勇于尝试。这种精神是非常宝贵的。后来我们创办腾讯，其实就是体现了这种精神。怎么把腾讯做好？怎么在互联网的大潮中存活？怎么求得发展？怎么把更多的产品和更好的服务提供给用户？可以说，我们一直在用“开荒”的精神“开荒”。

记者：后来您投身教育事业，不论是基础教育的深圳明德实验学校，还是高等教育的武汉学院，都带有强烈的创新色彩。这应该说是“开荒”精神在教育领域的体现。

陈一丹：两所学校在体制上都有创新之处。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是一所“公立非公办”学校。由政府提供基本财政拨款，福田区政府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配套投入专项教育改革基金，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，管理去行政化，管办评分离，实施走班制、导师制、学分制。

▲ 武汉学院

至于武汉学院，它的一个鲜明特色是“非营利”。这是学校在还是独立学院的时候就确立下来的道路。那时候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还没有公布，法律上还没有界定营利性和非营利性，我们当时已经把这一点写进章程和办学执照里。我们非营利办学，实行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。

然后我们在办学上强调两个特色：一是模式上开门办学，把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引进来，与行业结合在一起培养未来行业人才；二是治学上提倡“全人教育”，关注人文修养、心理健康和人格塑造，培养学生成为一个综合发展、终身学习的人。

我们确实是想做一个前沿的探索者。深圳的“开荒牛”精神对我的影响真的很深。回望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，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悟，即很多事都是闯出来的。你在你那里“开荒”，我在我这里“开荒”，最后大家去实现一个共同的社会发展目标。

记者：武汉学院的定位是应用型院校。施一公教授刚当选西湖大学首任校长，西湖大学的定位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，而中国民办高校很少去挑战研究型高校的路子，西湖大学可谓是个另类，外界对它的期望因此很高。您是否会考虑武汉学院未来的转型？

陈一丹：我和一公在教育上的理念很一致，我也有幸成为西湖大学的创校校董之一。一公对教育的情怀和追求，我非常钦佩。

▲ DBA武汉模块《一丹一公一席谈》环节

何刚（左）、陈一丹（中）、施一公（右）

西湖大学走的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创新之路，希望通过建成一所拥有全新教育、招录机制的世界一流水平大学，影响基础科学教育的改革探索，影响人才培养改革的探索。所以它的起点非常高，一开始就要引入顶级科研力量，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，所以我形容西湖大学是“灌顶法”。

而武汉学院，可以称之为“爬坡法”。作为一所应用型大学，我们要做的就是紧跟行业发展的步伐，在课程开发、培养方式和全人教育上取得突破，而且我们要逐步实现获批硕士点、博士点的目标。整个发展是循序渐进的，是个漫长的过程，所以我说这是慢慢的“爬坡法”。

两者没有高下之分，都是在为中国教育做努力、做探索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你在你那里“开荒”，我在我这里“开荒”，最后实现一个长远目标。所以武汉学院会不会做研究呢？会，但是要做也是做应用型的研究，这是我们办学的定位决定的。

记者：从创办学校到设立一丹奖，您的教育情怀一次次得以彰显。从腾讯离职后，您本可以做很多其他的尝试，为什么对教育情有独钟？

陈一丹：因为教育深刻地改变了我父辈和家庭的命运。我家世代务农。但是我出生的时候，家庭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父亲在1959年考上了大学。这件事可以说是我父辈和家庭的转折点。

我父亲之所以能考上大学，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祖母。我的祖母并不识字，但她很看重子女的教育。我出生的时候，我家已经在城市生活了，这些故事，都是我后来慢慢了解到的。

所以我就很感慨。教育实实在在改变了我的人生。那么当现在我有一些能力可以做点事的时候，就会很自然地想到，能为教育做些什么。

记者：所以您开始办学，也创立了一丹奖。

陈一丹：对。过往的经历就像在心中埋下一颗种子一样，时机合适就会发芽。教育这个古老的事业虽然不断改变，但是核心还是让人获得真善美。一丹奖定位是希望建立一个平台，找出最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的实践、研究的成果，让大家学习、借鉴。

▲ 一丹奖成立典礼

记者：首届一丹奖中，来自中国的申请数量排名第三，但最终却无人获奖。您怎么看待这一结果？

陈一丹：首届一丹奖的评选过程中，收到了大量来自中国的申请，我很欣慰。中国在教育的探索，尤其是发展实践类的探索，有很多宝贵经验。一丹奖的结果是由独立专业的评审委员会评选的，我并不介入评审的过程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看。一方面，一丹奖目前只评选了一次，在那么多申请者里，本着“优中选优”的宗旨，只提供两个获奖名额。这种情况下，中国的教育者获奖与否，都很正常。这次没有，以后也肯定会有。另一方面，一丹奖是为了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，可以让中外的教育项目和理念碰撞、融合，彼此借鉴，可以让中国人、外国人都去学习，那么，其实是整个人类都可以受益的。

一丹奖其实是在搜集关于教育的“种子”。现在只有两个获奖项目，但10年后、50年后呢？就是20个、100个全世界最优秀的教育理念和实践项目。到时这些案例累积起来，可能我们就会很清晰地看到教育对人类的改变。

记者：这些年，您跑了很多国家和地区，和很多教育者进行了交流，这里您有什么感受？

陈一丹：全世界的教育者身上，都有一种很强烈的使命感。企业家讲究企业家精神，而在那些优秀的教育者身上，普遍存在着教育家精神、教书育人的精神。可能在各地教师身上，这些精神会有一些表现上的不同，但他们骨子里都是一样的，这种使命感很让人感动。我注意到，全世界的教育者会很容易产生共鸣，因为他们都是为了知识和价值观的传承而努力工作。

记者：您求学的时候，有没有让您终生难忘的老师？

陈一丹：应该说让我难忘的老师，是以一个群体的形象存在的。从小学到大学，很多我还记得的老师，我都能讲出他们个人对我或多或少的影响。但是我一直觉得，在我的生命成长中，他们是作为一个群体存在，而且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。

在受教育的过程中，每一个老师对你都是有亲有疏，但是作为一个群体，他们的整体形象是神圣的，这种由整体而形成的氛围对我影响很大。我会感受到知识的传递、价值观的传递，我想起他们对我的关怀期望、严格要求，都会觉得很有力量。可以说，老师们潜移默化中带给我的人文关爱和情怀，是我生命中不能缺少的部分。这也是我的一个办学理念，无论科技怎么发展，人文素质都是不可或缺的。

▲ 陈一丹在DBA课堂

记者：从风云瞬息万变的互联网，投身到讲究慢工出细活的教育，您会有心理落差吗？很多工作您是一下子看不到成果的。

陈一丹：没有。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你做一件事情，前提就是要了解这件事情的规律，然后按照规律去做好战略规划，再分解到每一步，再分解到每一天，你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，那么每天其实都会有收获。不管是做互联网还是做教育，在此都一样。

我们办学，希望的是修炼“内功”。通过练好“内功”，让一批批学生能够感受到在这里读书的成长轨迹，让他们发现这里的学校就是不一样，这样口碑就会一点点出来。而口碑出来的过程，就会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。

练好“内功”和树立口碑的过程，当然会很慢。比如本科办学的层次，要从本科做到硕士，最后还要成为博士学位授予点，这可能要花10年到20年的时间，过程算是很漫长了。但是你踏踏实实去做，和志同道合的老师一起看到每一步的成果，为每个进步的点滴感到喜悦、振奋，学生、家长的反馈又继续给你前进的动力，这里面的幸福感是很足的。

▲ 长江DBA-武汉学院 公益大讲堂启动仪式

刘劲教授（左） 陈一丹（右）

教育不是一门生意。教育的主体是社会体系，也有市场化运作去满足各种教育需求，只要对教育有所推动，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对社会都有贡献。但无论是否营利，都要时刻牢记，教育教育，“恒在教学，重在育人”。从教书育人的角度说，永远不能把教育当做一门生意。

记者 高毅哲

来源 《中国教育报》2018年6月14日04版